您现在的位置:主页 > 校友撷英 > 校友风采 >

“老八路”刘国霖校友访谈录

作者:admin   来源:未知   发布时间:2014-03-26 15:54  点击数:
 
         今年8月15日,是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纪念日。我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第三干休所拜访了副军职离休“老八路”刘国霖。他是仲恺农工学校蚕桑专业1937年毕业生,毕业后,在何香凝校长抗日救亡的爱国精神鼓舞下,奔赴延安,入抗日军政大学受训,从事敌特情报、教育日本战俘工作,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。新中国成立后,刘国霖长期在国防科委工作,曾任后勤部特种装备部部长。如今,已95岁高龄,但仍去钓鱼、游泳、骑三轮车买菜等。我携妻、女、孙到访,他非常高兴、热情接待,并进行了两次长谈,摘录记录整理如下:
刘:我的侄孙女刘詠诗现就读母校人力资源专业。她常给我说到母校的扩大发展,令我这个老校友很高兴。
余:记得1996年秋天,你曾回母校。转眼17年过去了,母校的发展变化的确很大。想当年,母校解放前22年培养的毕业生总共才六七百人,看如今,每年毕业生就有三四千人。你争取再回校看看吧。
刘:我的腿不方便,但很想念母校。母校的培育之恩,我没有忘记。我在校时,有日语课,每周三节课6个小时,教材是商务印书馆《日语读本》4册。何校长聘请曾留学日本的崔国滔当教师。崔娶日本妻夏田武子。她也来教过一年日语。我的日语成绩较好,被留校当桂应祥(朝鲜人、日籍蚕桑专家)助手。桂用日文写成的科研论文,由我译成中文。
余:由于你的日语水平好,所以到延安后被安排与日本战俘打交道。刘学长,你谈谈是如何奔向延安的吧。
刘:广州沦陷前,母校搬迁南海西樵。我在官山蚕种基地协助搞科研、数蚕虫。而抗日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,我坐不住了,便通过已北上的同学介绍,持《仲恺农工学校证明》,到八路军驻广州未公开的办事处,由一位姓雷的同志去写了一封给林(彪)、罗(瑞卿)的信,让我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。
余:八路军驻广州未公开办事处是什么地方?
刘:就是我们何香凝校长在东山百子路10号的双清楼。我把给林、罗的信秘密藏带上路,自费坐火车到武汉,再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帮忙解决去的西安火车票。乘车人多非常拥挤,没有座位,更没有卧铺。火车还常遭日机追着轰炸。一晚,我爬上行李架睡觉,一觉醒来,鞋子被人偷走了。我是赤脚到西安的。后来,好不容易买了一双鞋,找到西安公开挂牌的八路军办事处。
余:革命青年奔赴延安,历尽艰苦。你到了西安,总算顺利了。
刘:艰苦的还在后头哩!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我休息一两天,汇集来自全国各地青年,每批约30人,由八路军为干部带队上路,从西安步行到延安去。每天平均走70华里,我记得走了9天。头一天特别难受,脚由痛到肿,到麻,甚至起血泡。时值秋雨季节,坡斜路滑泥浆多,要手脚并用爬行。
余:怎么吃、睡?
刘:第一天走了60华里之后,到达径阳县城,借住一间小学课室。吃的是又大又粗的高深锅饼。习惯了广东饮食的我很难进口。幸好同行有位香港青年带有几个月饼,他分些月饼给我夹着粗硬锅饼吃,才勉强咽下充饥。后来的几天,自己可以掏钱买些面食,但对羊杂汤的腥臊味很不惯。艰苦行军多天之后,到了甘泉县,接近陕甘边区,才第一次吃上小米饭,大大增强了信心。走了9天,我的鞋烂了,途中又无处购买,我又是赤脚抵达延安的。广东人赤脚走路是常见的,延安人就感到奇怪了。到达延安的第一天,我到河边冲凉。此后天冷,每星期到澡堂洗澡一次,叫“下饺子”。宿舍每10人一房,平铺大炕,虱子满床,戏称是“革命床”。
余:你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锻炼成长,真不容易呀,抚今追昔,当今在和平环境里读书的青年学生,实在太幸福了!请刘学长讲讲抗日战争中教育日本俘虏的事吧。
刘:1938年我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。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随后,在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部任职。我懂日语,主要工作是教育日俘,潜近日军碉堡前喊话,瓦解日军斗志。工作颇有成效。到了晚年,我写了一本小书《一个“老八路”的回忆》,同时,翻译了铃木传之郎著的《一个日本俘虏的反思》,合成一本《日本俘虏在延安》出版。已经再版两次,这次我不详述了。
我老了,寄希望于下一代。薪火传承,明天会更好!

 
【字体: 收藏 打印文章
相关信息